近日,我校学生/家长成功以向教育局举报学校饭堂的方式缓解了我们的伙食问题。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次“胜利”有多么光荣。

  通过举报,伙食问题确实得到了缓解。校方的反应迅速,简直是立即就派了行政来陪餐,随后又马上改善了伙食,接着连忙对家长说:“经过行政陪餐,学生对饭菜表示满意。(大意)”
  应该说这次举报的效果是拔群的。当然,校方也对举报行为表示了各种抗议,一是对家长称:“频繁的举报行为将使学校疲于应对。”二是对我们开广播说:“同学们表达对饭堂的意见,应以理解为主,以正能量的方式表达。”
  不过,在这次的举报风波里,我并不赞同举报者的做法。因为这本就不是什么现代的民主的途径,而是源自封建时代的官僚逻辑:“我搞不定你,就找你上级来搞定你。”这时指望“青天大老爷”给自己做主,那么当上面的铁拳直接落在自己头上时,就不能怪学校惟命是从,之前的禁快递风波就是如此。
  在运用公权力的铁拳时,必须记住:这威力无比的神剑既然可以遂自己的愿而劈向敌人,那么也必然可以遂敌人的愿而刺向自己。在此之后,更是可以发展为双方的“举报大战”,以发射“赵弹”为乐。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呢?双方的如愿以偿吗?不是的。举报大战带来的是公权力范围的极度膨胀,是社会信任的崩塌,是团体失去信任后的解体,是此后四下的万马齐喑。“赵弹”无异于核弹,举报大战无异于核大战,此后也同样是寸草不生的核冬天或“赵冬天”,只是一个在物质上毁灭生灵,另一个在精神上摧残自由;只是一个完全没有赢家,另一个有且仅有肉食者这唯一赢家。
  不过,我们也应当发现,这次事件还严重拷问了这所学校的民主,在这个过程中,诉求的实现并非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民主程序。采取这种手段的同时,举报者显然已经认定“在学校范围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才将此事捅出学校。那么,在此之前,举报者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在学校范围内解决的可能性?如果考虑过,那么举报者有没有作出实践?如果答案均为肯定,那么我们可以说举报者的这个做法反映的了一个经历了校内民主实践的学生对校内民主的绝望。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应当再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举报者根本没有考虑在校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到底是出身于官僚家庭耳濡目染的官僚逻辑,还是在实践中领悟的“独门秘诀”?到底是家长以所谓人生经验进行的“教诲”,还是之前哪次失败的校内民主实践给旁观者带来的绝望?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依然不认为这所学校的民主是完全没有救的,但我也希望一部分人能证明给我看。之前的事,已经让我有些寒心了。

黎想
2020年5月9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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