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新结识的朋友套近乎时，人们似乎有拿“你是哪里人”作为开场白的习惯。在中国，谁还没有个故乡呢？又有谁身上不带着故乡文化呢？问清楚籍贯，话就聊开了。
但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却不是那么好回答。我一般会说：“祖辈在南方各省迁徙，每过一代人就换一个地方。我有1/8的苏州血统、3/8的湘南血统、1/4的赣南血统、1/4的粤北血统。我在江西赣州出生，在广东佛山长大。”
——事实上，我还是重组家庭，一妈和来自四川眉山的二爸再婚，一爸后来又曾在苏州（张家港）和来自辽宁的二妈同居过几年，后来一爸又背叛了二妈，跑去重庆和另一个不明籍贯的女性同居。但这些伦理大戏多少有些不堪，一般不会用于破冰。
“……那么，你过年回哪个家呢？”
“都回过，每年都回不同的家，轮着来。”
这也是真话。一爸一妈离婚前，我曾在广东佛山（顺德区）、江西赣州（大余县）、湖南永州（冷水滩市）度过除夕夜和春节。一爸一妈离婚后，我还在广东广州、四川眉山、江苏苏州（张家港）过了年。实习和工作期间，我选择自己过年——一次在江苏南京，两次在上海。
得知我每年回的家都不一样以后，对方一般不会再追问，而是改问具体的文化习惯了。在具体的文化习惯上，我更加无法与地域相绑定。这能说得非常细，话也就能聊开去。譬如，我只说普通话，但能听懂赣南客家话、湘南方言和广府&顺德粤语。我不吃辣，但重油重盐的口味说不上清淡。我会吃甜的豆腐“花”（也就是“脑”）、甜口和咸口的番茄炒蛋、甜口和咸口的腊肠。日常爱吃西餐、日料和兰州拉面。祖辈的宗教信仰有佛教、荣格式神秘主义、农村封建迷信和无神论。我持无神论立场，但又通过《神曲》了解一些经院天主教体系。
这种混合的文化背景有时对于攀关系有好处。珠三角体制内有不少“湖南帮”，一妈就帮着一爸去攀关系，说一爸是湖南人。不过，除了湖南籍领导，他们还要面对讲不同片区粤语（广府粤语和顺德粤语为主）的同事。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迫学了粤语。成长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下，我能听懂粤语，但从不以此交流，也就“不会说”。我还有比大多数中小学同学更标准的普通话，这是我高中趁着早读练的。
话到这里一般也就聊完了。至于我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大中小民族主义关系下生活，如何拿着皮搋子路过巴尔干，这也许更有趣，但生活中一般不敢聊。
事实是，一爸一妈曾强迫我学习粤语。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准备十句话，用粤语讲给他们听。所幸这一政策没持续几个月，一爸的第一次出轨就暴露了。家里乱成一锅粥以后，再没人有心思管我的语言，于是我至今不会讲粤语。
佛山市区是禅城区。我小学在顺德区、初高中在禅城区。禅城区讲广府粤语，顺德区讲顺德粤语，两者略有差异。顺德曾经不归佛山管，在几个区里也最发达（恩格尔系数最低）。文化、政治、经济上，顺德都和佛山不那么对付。直到现在，地方上的公众号还是喜欢把“顺德”和“佛山”并列，宛若“一中一台”。又或者把“佛山”和“佛山顺德”并列，效“中国台湾”之故事。
2013-2014年，香港先后发生“和平占中”和“雨伞革命”。我顺德和佛山的老师同学们都表达了愤慨和不理解。当时我还小，不那么明白，没加入任何一方。
2019年，香港发生反修例运动，顺德和佛山人也还是那么愤慨与不理解。我唯恐天下不乱，在校内一处布满灰尘的黑色瓷砖上涂写“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结果没几天就被擦掉了。之后的某次升旗仪式上，学校行政宣传“扫黑除恶”时，曾说：“有黑恶势力在校内涂写反动标语。”
不过，同一块瓷砖上其实还一直有“平反六四”，这是学长们涂的，留了一年多也没事。换言之，我的佛山师生们心照不宣地默许平反六四，但一致反对香港的运动——事实上，我当时的几个反建制朋友也不例外。后来在长三角生活，才能和反建制朋友们一起唱《愿荣光归香港》。支持港人者，不在香港旁。
因为文化不同，我直到最近才想通他们为何如此。珠三角人自1970年代起就接受香港文化的输入，1980-2010年间更是极盛。在这几十年间，当地人看香港的电视剧、电影、音乐，甚至春晚。对他们而言，香港是一个极其熟悉的、塑造了自己日常文化的近邻。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要独立，而且不带上我们”的焦虑情绪本就存在，一旦稍加利用与煽动，就可以转化为对香港群众运动的敌意，从而这些被香港文化养大的人就会化身反港急先锋。此之谓大、中民族主义联合起来，反对小民族主义。2014年如此，2019年也是如此。
2020年，我跑到南京读大学，算是远走高飞，离开了珠三角。再次和这里的人互动是2026年了。这时我乘飞机，需要在香港中转，但前序航班延误、后序航班提前，工作人员于是领着我们去改签。过程中，我发现工作人员和排在我前面办理手续的游客互相用粤普（带粤语口音的普通话）交流——口音都很重，他们无疑知道彼此懂粤语、知道用粤语交流更流畅，也并不需要照顾听不懂粤语的人。目睹此景，想到“香港已不乱”，心中多少有些悲凉。
但我突然想起一桩前尘旧事。2018年，也正好是香港国际机场，我和佛山的同学们过边检。工作人员一开始用粤语问我问题，因为我前面的同学都会。我没听清，问了句“什么？”，对方立刻切换粤普交流。通关后，我听见对方拿粤语和同事抱怨：“（这人）不会白话早点说，把时间都浪费了。”我想解释，但没有机会。前后的同学无疑听见了，这让我有些尴尬。
我还记得一爸一妈曾经被迫学粤语、又要求我学粤语。我又想起一妈现在如何坚持用赣南客家话和亲戚交流。“粤语保卫战”当然不止是地方文化对中央政权的反抗：恰恰相反，它在绝大多数时候的面目，是居于权力关系上位的本地人对居于下位的外地人的压迫。如果外地人爬上了权力高位——就像湖南帮之于珠三角体制内、中国政府之于香港民众，这些用粤语对下属呼来喝去、用粤语排挤同级外地人的本地小市民，当然会立刻切换到粤普，口是心非地，谄媚或客气地应付操着普通话的上级。
语言当然可以是被压迫者的文化，也可以是压迫者的工具。往往同时是。
那么，我该如何选择？
坚守客家话？不。我对他们的文化没有认同。我以后不会回那个老家，也并不需要用客家话和亲戚交流。
坚守粤语？不。我对他们的文化也没有认同。我或许有同情，但他们不会同情我，也正是他们让我父母辈放弃了母语。
剩下的答案，是举双手双脚支持推普，也就是加入大民族主义，去反抗更直接压迫过我的中小民族主义。这恐怕是最理性的答案。但我是谁啊？我也配支持中国政府？
我难以选择。恐怕三种选择都不是我所期望的。
或许可以问问我在佛山的反建制同学，他怎么看“工作人员和旅客互相以粤普交流”呢？
“这是好事啊。我说香港就该早点认清金融遗址的身份，旅游业就得伺候好人呐。这种傲慢就算独也是贱，根本不是自信。”
哦，中民族主义还在忙着联合大民族主义、反对小民族主义呢。差点忘了。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