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话题：不少城市通知，不在热门商圈举办跨年倒数等庆祝活动。我印象里这倒是比较惯例的，也许今年这样做的城市比较多，也许是今年才被外媒关注到。
不过，至少有一年，有一个城市并非如此，那就是 2024 年的元旦，南京新街口的确聚集了百万级别的人流。这也许是因为以及过去的四年，大家确实经历了太多，加上已经整整三年（2021-2023）没法好好庆祝元旦了。那时我正好住在附近，跨年夜的商铺全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我和室友只好走进一家麦当劳果腹。当时的室友跑去凑了热闹，她说光是疏散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后续新闻报道也趋向正面1。不过，当时的我猜，明年这一系列活动肯定会被踩刹车。
2025 和 2026 年的元旦，南京也确实在试图降温。倒数是“不官方”了，限流也更加厉害2。人流不如往日，但还是几十万的级别。
大规模聚集的人群本身确实有不小的危险：除了恐怖袭击的风险，当然还有政治的风险。除了商业利润以外，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持这种活动。
不过，同样是过年，同样是节庆，汉族农历的春节（下称春节）也许比格里高利历的新年（下称元旦）要“安全”得多。这是因为元旦是一个属于“新社会”的、“市民社会”的节日，而春节是一个属于“旧社会”的、“家庭社会”的节日。元旦的庆祝活动是在大型城市进行的，人群的聚集也发生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而春节则是一个更为“传统”的节日。春节的庆祝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家庭内部，或者至少是在社区范围内。春节的公共性远不如元旦。
只要是家庭里发生的事情，就算参与者数以亿计又如何？不过是亿级并行的、普遍而孤立的家庭聚会。相反，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聚集，即使参与者只有千级、万级，也极不稳定，有政治动荡的风险。
这样想来，中国政府把家庭作为基本维稳单元的思路就非常清晰了。中国政府不愿提供与（宣称的）社会主义政体相匹配的社会福利，不愿意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是把责任转嫁给家庭3。中国政府也不需要确保每一个家庭的稳定，即使家庭发生了大规模崩溃，那也不过是百万、千万个“个人悲剧”或“家庭悲剧”，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无关，也与中国政府无关，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风险”。
自里根改革以来，美国放弃新政体制、主动制造基层崩溃，个人一旦资产低于阈值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掉进贫困陷阱。最近中国人重新发现了这个“斩杀线”而狠狠耻笑。可中国又如何呢？不过是把人遣返，拴在家里，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罢了。新自由主义本就是竭泽而渔，是宁可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安全网，宁可不顾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也不肯放松当下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而要做到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政体就必须尽可能打压社会层面的自组织。可以说，社会基层崩溃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固有现象。因此，自从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基层的崩溃就已是进行时，而另一方面，“流民”又是极其不可控的。为此，中国政府把家庭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见的未来，中国政府不会改变这种思路。相反地，经济越是低迷，无产阶级对自身的再生产越是困难，中国政府就越会致力于将人拴在传统家庭之中，学校也将日渐沦为家庭意志的代行者。至于家庭体制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性少数）的哀嚎，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个人悲剧”。过去的几十年，不少中国人没有离开农村的自由，未经许可而进入城市的人被称作“盲流”；未来的几十年，中国政府也一定会与“离开家庭的自由”为敌，未经许可而离开家庭的人也会被按照当初对待“盲流”的方式处置。包办婚姻、封建大家长制、家庭暴力、性别歧视、代际压迫，这些一度被驱逐的幽灵如今又在这个从革命中诞生的国度盘旋。最近与包办婚姻相关的自杀事件4告诉我们：赵九贞的血，也许确实白流了。
而与传统家庭的斗争、与不负责任的政府的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社会一切进步力量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