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该从“生物进化”或别的思维实验里得出价值观

有一门显学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试图从生物演化来得出“弱者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的价值观。在学术界，也有一个流派叫“新达尔文主义”，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

这两个主义总体而言是相似的，前者可以视作后者的庸俗版本。乔治·威廉斯的话应该最能概括新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文化理论家应当让步给进化论心理学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常做的思维实验，就是设想一个具备某种性状的个体，然后把它放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去接受“生存竞争”，然后看看这种性状能不能给这个个体带来繁殖上的优势。

还有什么能比正面击溃对方的理论基础更让人酣畅淋漓呢？因此，让我们先看看社达主义的理论基础，再讨论社达主义者们脑中的那个“自然环境”还有“生存竞争”和真实情况差了多远。

高中生物有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知识点叫“现代进化学说”，和达尔文学说被一起放在生物进化理论的章节里讨论。虽然不那么显眼，但曾作为做题家的我依然能熟记二者的差异：现代进化学说里，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演化的本质，是种群的基因频率发生改变的过程。

如果我们承认种群是进化/演化的基本单位，那么，所谓“有利性状”和“有害性状”（当然还有中性性状），自然也要放在种群中才有意义。一些时候，对个体有利的性状对群体未必有利，对个体有害的性状也未必会让种群受损。常被社达主义者们讨论的真空中的“利己”和“利他”恰好是其中之一。而与社达主义对利己的一再强调相比，新达尔文主义则至少会承认，很多情况下，“利他”行为是有利于种群繁衍的。

社达主义者们那天马行空的思维实验，让我想起了高中政治课上同学们是如何想象一般等价物的起源的。政治课上，老师说“以物易物很不方便，于是产生了一般等价物”，这时我的想象是：几个住在不同山洞里的原始人，彼此交换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实际上，商品的诞生必定晚于私有制的诞生，从而货币也至少也要到这以后才能被发明。更不用说人类从狩猎采集时代起就不太可能过独居生活，那种完全架空的个体交换关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知道了，思维实验终归只是思维实验，从中得出什么价值观并试图用它来指导实践，最后也只是在阶级社会里运动，再得出一个必然王国里的结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