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儿园与小学都会在平安夜这天举行活动，幼儿园甚至会举行游园活动，规模仅次于六一儿童节。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能带着大家玩脚踏车。脚踏车有六个轮子，左中右各两个，每排轮子之间是踏板，两个踏板与轮子相连的位置在轮子上正好相对，只要左右脚间隔发力，脚踏车就能动起来。
脚踏车有不同的颜色：红的、绿的、蓝的和黑的。我在小班时就定下了游戏规则：大概就像斗兽棋一样逐级压制，最低等又能战胜最高等。我给这些角色的命名分别是“特警”“警察”“小偷”和“劫匪”。这样以后，大家能在脚踏车上互相追逐、互相捉着玩。我创建的这个规则，影响力也许持续到我毕业以后很久，也许没有。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没有大人的介入和指导，只要让我们玩，我们就会这样玩。
无论是我创建规则的行为还是这个规则本身，社会等级的观念在这时就已经反映了出来。我能当制定规则的确是因为先天性的聪明，大家会按这个规则来玩大概也是因为它足够有趣、复杂程度也恰到好处。然而谁能说这背后就没有等级观念的影子呢？生父是镇派出所的主任，级别在副所长之下，和幼儿园也打点好了关系，以至于我犯错时受的惩罚总是轻一点。那时的孩子们大约还没形成功利的观念，也未必看得出这种区别对待，但总会对我有敬畏，原因就在于我生父的身份——“警察”。对别的孩子来说，这大抵是父母在自己哭泣时被用以恐吓的权威，以至于当被问起“你爸是干什么的”而回答“警察”时，我收到的都是赞叹声。
小学的圣诞活动我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小学起我就不再是孩子王，自创过的一些游戏规则也不过是对原规则的小修改。不过，小学圣诞节时，我们也总是有零食吃——英语科组发的。那大概是一个西风劲吹的年代：旧的民族主义已经退潮，更旧的民族主义还没被人从孔林里挖出来，或者挖了出来却还没被大力提倡。过洋节这一行为，整个社会并不觉得有何别扭。不过搞圣诞活动时，生父总会问一句“哪个科组搞的？”
“英语科组。”我总是这么答。
“就知道是英语科组，也只有他们会这么搞。”生父于是会说这句话，接着是我妈的附和。
这么想来，我妈任职的初中那时应该也会搞圣诞活动，但我现在又没有确证。不论如何，“民族文化的衰朽危机”在我小学六年级（2013 年 9 月开始）那会儿终于被发现了。我上初中时，英语科组也不再举行圣诞活动了，只有口语外教会在上课时介绍一下几天后或几天前的圣诞。不过，我校国际部的圣诞活动是照旧开的，下午放学到晚自习之间，我们也可以跑到国际部去蹭活动。
初三时的平安夜里，我从梦中醒来，感觉到手心被塞了一颗糖，之后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第二天真相大白：这是我们班一个同学干的。他进了我们班的每个男生宿舍（我们宿舍门能从外面打开），把糖发到了每个人手里。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过圣诞节了。
一直有研究认为，圣诞节是基督教借壳古罗马的一个节日用以传教而发明的。可在当时的中国，我却没有体验到什么宗教气氛，据说现代西洋的圣诞节也是如此。罗马节日也好，宗教节日也罢，只要世界还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它们就只能为消费主义让路。所谓圣诞节，也就是给世人们一个暂时醉生梦死的借口。
佛山一中的大领导们却禁止以任何形式庆祝圣诞节。圣诞帽、圣诞树这些东西自然是不能被他们看见，祝福的话在他们面前不能说，喊楼的人更要被记过处分。不光如此，宿舍的广播也会这么通知：“禁止以一切形式庆祝圣诞节，否则以违纪论处。”领导们就是大爹，猥亵他们治下的任何人都不需要为之负责，甩动自己的费勒斯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我很难揣测他们的动机。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迎合上意，还是为了“保卫民族文化”，又或者纯粹只是不想让学生们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总之，自从上了高中，我就再没庆祝过圣诞节。从初中起，我是反对“仪式”的人，但这种反对应当出于我的意志。倘若是被命令着反对，那么我会很不开心，会想对大爹们竖中指，背地里用各种脏话辱骂他们。
我终于上了大学。节前半个月的朋友圈里，一些朋友们开展着画圣诞树的比赛。在这个无所谓庆祝又无所谓不庆祝的小环境里，我似乎可以自由地不庆祝圣诞节了。这时我打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发的这么一条：“1950 年 12 月 24 日，志愿军胜利结束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这一夜，是志愿军的胜利之夜，是祖国的平安之夜！”正当恶心之际，耳边又传来对面宿舍“Merry Christmas”的喊楼声。
我就这样看着这个荒谬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反抗它，思考着如何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