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裸泳：开源与自由软件运动的幻梦与现实

2020 年起，随着己亥冠病（2019 冠状病毒病）的全球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发生了危机。此后，生成式模型的应用为计算机行业带来寒冬。在这场毫不意外的危机中，大厂们争先恐后地抛弃“不作恶”的承诺，对用户自由发动了新一轮猖狂进攻。

Google 先是禁止 Chromium 登录 Google 账号、下线 Google 的网页快照功能，后是推动 Manifest v3 限制广告拦截插件，又延缓更新 AOSP（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代码、限制外部贡献，最近则是限制 Android 不经 Google Play 安装应用、要求开发者实名注册。

Meta（Facebook）大规模裁撤开源项目开发者，知名前端框架 React 的前四位作者中，有 2 位离职、转投 Vercel。后者出于自家框架（Next.js）及其闭源托管服务（Vercel）的需求，向 React 中加入其它下游难以立即兼容的破坏性改动——与此同时其它下游的需求却被一再忽视。¹

随着经济压力上升，大公司们首先停止的就是对开源项目的资助（如果它们之前竟然有的话）。浪潮退去，才发现谁在裸泳。然而很遗憾，在退潮后，我们却发现有些“开源项目”和“自由软件”早已穿着印有大厂 Logo 的三角裤头。X.Org 的开发已被瘫痪多时，“继任者”Wayland 更新缓慢而蛮横：几乎不接受任何下游的功能需求，只与 GNOME 相互配合，后者也采取同样的作风——而无论是 Wayland 还是 GNOME 项目，都早已被 Red Hat 所控制，尽管它们仍然开源、仍然“自由”，却早已是 Red Hat 家的围墙花园。也正是在 2023 年 6 月 21 日，同一个 Red Hat 绕过 GPL，限制了基于 RHEL 源码的再发行版²。

就像我 2020 年 8 月 17 日说的一样：“互联网”和互联网，都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³——后来更广泛的称呼是“技术封建主义”。数码世界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恰恰相反，它注定了资源的高度集中，注定了力量对比的悬殊。互联网时代的康采恩与托拉斯们，规模比前互联网时代的那些垄断组织大得多，一家公司的市值能超过不少国家一年的 GDP，以至于“巨型企业统治”成为了赛博朋克的一大要素。

开源有错吗？似乎没有，它只是太过无能与软弱。不自由的开源协议们（MIT、BSD 等）根本没有改变力量对比，自由的开源协议（GPL 等）也很难说产生了实质上的改变。GPL 只是划了一条线，禁止不自由的软件们使用自由软件的代码——就像专有软件们做的那样，禁止“非我”使用“我”的代码——尽管因此被加诸“传染”“进攻性协议”的恶名，却连“防御”都远远不够⁴。Red Hat 只用了两条小小的规定²，就在遵守 GPL 条文的同时，毁灭了其实质上的共享（共产）精神：

1. 需要注册资格订阅 RHEL，才能获得其源码。
2. 如果基于源码再次编译分发，那么订阅会被终止。

与此同时，开源协议们还被异化，走向它们的反面：当 Windows 和 macOS 作恶时，用户会抱怨微软和苹果。当 GNOME 和 Wayland 这样的开源（自由）软件作恶时，大多数用户却只会抱怨“GNOME 不好用”“Wayland 不好用”而不是“傻逼 Red Hat”。当 React 被加入一个又一个私货时，用户只觉得 React 是“没活硬整”，而不是出于 Vercel 和 Next.js 的需求。

大公司只需要刻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开源软件”写得复杂、高耦合，就能断绝外部维护者参与和接手的可能性。借助虚假的社区和开源，Red Hat 和 Vercel 们在用户认知中实现了完美的隐身。“代码按原样提供”（“不爽你 fork 呗”）这样的免责条款，为使用它的大公司们免除了责任，而真正需要这一条款的独立开发者，却往往不得不为软件负责，丢失声誉乃至面临刑事责任。开源与自由协议们原本旨在最大化自由，但在资本力量介入后，自由的形式被保留，而自由的实质被异化为企业免责的工具，自由变成了不自由的伪装。

开源协议被异化是不奇怪的。某种程度上说，“自由软件协议”和“开源协议”本身就是异化的开始。自由软件运动（RMS 最早追求的东西）起源于软件行业的“原始共产社会”，其灵魂在于一个生机勃勃的黑客社区，在于社区的共同生产，在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图景。随着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发展，软件行业必然要从原始共产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自由软件协议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这是合理的做法，也会随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消亡而一同消亡（随着专有软件的消亡，自然不需要用什么协议来确保自由）⁵。

然而，自由软件协议一经诞生，就存在这样一个风险：作为手段的协议被异化成目的。后来，人们的着眼点也确实从技术共产社区本身（目的）转向了几个自由软件协议，转向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繁文缛节，转向了 FSF⁶ 和它拿社区捐助的血汗钱培养的一群用以“维护协议”的讼棍（手段）。然后出现了“开源协议”——进一步地把“开源”这一维护社区的手段异化为最终目的。如今，自由软件协议和开源协议都逃不过进一步异化的命运——从“目的”又一次变为“手段”——这次是大公司剥削社区、掩盖责任的手段。

总而言之，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还是开源软件运动，都试图在不根本地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属于程序的“共产飞地”，而且手段还不够有力、充满着妥协。这样的一系列做法，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卡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