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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幼儿园与小学都会在平安夜这天举行活动,幼儿园甚至会举行游园活动,规模仅次于六一儿童节。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能带着大家玩脚踏车。脚踏车有六个轮子,左中右各两个,每排轮子之间是踏板,两个踏板与轮子相连的位置在轮子上正好相对,只要左右脚间隔发力,脚踏车就能动起来。

  脚踏车有不同的颜色:红的、绿的、蓝的和黑的。我在小班时就定下了游戏规则:大概就像斗兽棋一样逐级压制,最低等又能战胜最高等。我给这些角色的命名分别是“特警”“警察”“小偷”和“劫匪”。这样以后,大家能在脚踏车上互相追逐、互相捉着玩。我创建的这个规则,影响力也许持续到我毕业以后很久,也许没有。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没有大人的介入和指导,只要让我们玩,我们就会这样玩。

  无论是我创建规则的行为还是这个规则本身,社会等级的观念在这时就已经反映了出来。我能当制定规则的确是因为先天性的聪明,大家会按这个规则来玩大概也是因为它足够有趣、复杂程度也恰到好处。然而谁能说这背后就没有等级观念的影子呢?生父是镇派出所的主任,级别在副所长之下,和幼儿园也打点好了关系,以至于我犯错时受的惩罚总是轻一点。那时的孩子们大约还没形成功利的观念,也未必看得出这种区别对待,但总会对我有敬畏,原因就在于我生父的身份——“警察”。对别的孩子来说,这大抵是父母在自己哭泣时被用以恐吓的权威,以至于当被问起“你爸是干什么的”而回答“警察”时,我收到的都是赞叹声。

  小学的圣诞活动我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小学起我就不再是孩子王,自创过的一些游戏规则也不过是对原规则的小修改。不过,小学圣诞节时,我们也总是有零食吃——英语科组发的。那大概是一个西风劲吹的年代:旧的民族主义已经退潮,更旧的民族主义还没被人从孔林里挖出来,或者挖了出来却还没被大力提倡。过洋节这一行为,整个社会并不觉得有何别扭。不过搞圣诞活动时,生父总会问一句“哪个科组搞的?”

  “英语科组。”我总是这么答。

  “就知道是英语科组,也只有他们会这么搞。”生父于是会说这句话,接着是我妈的附和。

  这么想来,我妈任职的初中那时应该也会搞圣诞活动,但我现在又没有确证。不论如何,“民族文化的衰朽危机”在我小学六年级(2013年9月开始)那会儿终于被发现了。我上初中时,英语科组也不再举行圣诞活动了,只有口语外教会在上课时介绍一下几天后或几天前的圣诞。不过,我校国际部的圣诞活动是照旧开的,下午放学到晚自习之间,我们也可以跑到国际部去蹭活动。

  初三时的平安夜里,我从梦中醒来,感觉到手心被塞了一颗糖,之后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第二天真相大白:这是我们班一个同学干的。他进了我们班的每个男生宿舍(我们宿舍门能从外面打开),把糖发到了每个人手里。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过圣诞节了。

  一直有研究认为,圣诞节是基督教借壳古罗马的一个节日用以传教而发明的。可在当时的中国,我却没有体验到什么宗教气氛,据说现代西洋的圣诞节也是如此。罗马节日也好,宗教节日也罢,只要世界还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它们就只能为消费主义让路。所谓圣诞节,也就是给世人们一个暂时醉生梦死的借口。

  佛山一中的大领导们却禁止以任何形式庆祝圣诞节。圣诞帽、圣诞树这些东西自然是不能被他们看见,祝福的话在他们面前不能说,喊楼的人更要被记过处分。不光如此,宿舍的广播也会这么通知:“禁止以一切形式庆祝圣诞节,否则以违纪论处。”领导们就是大爹,猥亵他们治下的任何人都不需要为之负责,甩动自己的费勒斯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我很难揣测他们的动机。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迎合上意,还是为了“保卫民族文化”,又或者纯粹只是不想让学生们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总之,自从上了高中,我就再没庆祝过圣诞节。从初中起,我是反对“仪式”的人,但这种反对应当出于我的意志。倘若是被命令着反对,那么我会很不开心,会想对大爹们竖中指,背地里用各种脏话辱骂他们。

  我终于上了大学。节前半个月的朋友圈里,一些朋友们开展着画圣诞树的比赛。在这个无所谓庆祝又无所谓不庆祝的小环境里,我似乎可以自由地不庆祝圣诞节了。这时我打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发的这么一条:“1950年12月24日,志愿军胜利结束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这一夜,是志愿军的胜利之夜,是祖国的平安之夜!”正当恶心之际,耳边又传来对面宿舍“Merry Christmas”的喊楼声。

  我就这样看着这个荒谬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反抗它,思考着如何反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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